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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數：73332014-07-05 19:38:46 來源: 習近平
近日港媒在一篇文章中從習近平所表現出的“對儒家文化異乎尋常的濃厚興趣”加以延伸，為其冠以一個新稱呼“紅色新儒家”，頗為新穎。不過事實上，早在5月初的一篇評論即曾言及這一特點，并判讀習近平自有其深意，公開引經據典撐“中國學”似有意發起一場“新文化運動”化育政風民風等。
香港《明報》的一篇文章稱，5月4日，習近平視察北京大學，首站就是到北大人文學院，與哲學家湯一介促膝交談，探討大型國學叢書《儒藏》的情況。而在與師生座談時，其主題是“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中用了相當篇幅闡釋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意義。
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
在6,000多字的講話中，習近平引用儒家經典語句多達20多處，譬如“君子義以為質”（《論語》）、“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孟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大學》），此外還有管仲、諸葛亮、顧炎武等人的名言。習近平總結說：“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
實際上，在此之前一個月，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也著重介紹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強不息等，至今仍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造就了中國人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和精神世界。
無論是檢視主浙時期的《之江新語》，還是5年前副主席時代的黨校講話，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作為最高領導人的系列言行，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推崇，都表現得十分明顯。
去年11月底，習近平在山東考察期間到中國傳統文化具標志意義的曲阜，參觀孔府和孔子研究院，翻閱《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這兩本書時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并強調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圣口一開，這兩本原本靠作者貼錢出版的書，一夜之間洛陽紙貴，擺上各大書店最醒目位置。習近平的這句話也被直接印在兩本書的腰封上。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與中辦主任栗戰書參加貴州團會議時，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談到貴陽孔學堂的情況，引起習近平關注，仔細詢問。他并提到，明朝時王陽明曾經在貴州參學悟道，希望貴州在這方面繼續深入探索。
《明報》文章稱，與前些年于丹等“學術超女”掀起的時髦國學熱相比，習近平尊孔崇儒無疑具有深遠的政治和社會動員意義。其一，當下的中國環境污染、食品安全、拐賣詐騙等惡性事件不斷，道德滑坡，行為失范，堪稱是“禮崩樂壞”。要扭轉這一局面，非一朝一夕。習近平執政以來出臺的八項規定、整頓四風、“光盤行動”等，從一絲一粟著手，頗見成效。儒家在中國歷史上教化黎庶、規范倫理方面的成功經驗，正可借鑒發揚。這是“修身齊家”之義。
其次，作為一個強勢政治家，習近平有著復興民族的雄心壯志。他在強調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又提出了“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文化自信”。中華民族歷來有很強的文化自豪感，只是鴉片戰爭后，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文化自信被嚴重損害。當今中國經濟規模不斷壯大，國際地位也顯見抬升，但若無文化自信做支撐，中國就難以完成復興大業。縱觀古今中外歷史，強國必須有立足本國的強勢文化。滿口馬恩列斯，是成就不了真正的漢唐氣象的。儒家思想體系是中國最可寶貴的傳統文化財富，舍此無他途。孔子不姓社也不姓資，只姓中，推行起來不會遭遇太多意識形態阻力。這可算是“治國平天下”之義了。
文章對比，習近平在北大還講到：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不禁讓人聯想到蔣蔣介石當年一再宣揚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當時蔣介石與妻子宋美齡正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稱歷史車輪滾滾，風云回環往復，個中興味，真堪細品也。
港媒此文將習近平當下力推國學與其政治意義精致掛鉤的確事出有因。其實今年五四青年節，習近平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大祝壽時，一篇評論中透露了一個更為明顯的細節——當天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開設“中國學”碩士，包括“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語言、文學與文化”、經濟與管理”、“法律與制度”和“公共政策與國際關系”六個方向的課程體系。燕京學堂的院長是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親自擔任，“中國學”的學術隊伍號稱國際一流，首屆100名學生來自國內外名校，目標是培養各個領域“了解中國、熱愛中國、貢獻世界”的未來領導者。
這一經過官方授意的動作獲得了習李的肯定并被賦予了更深的政治功用意義。它雖脫胎于國學但囊括了更多現代中國的探索，不僅被視為對抗西方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工具，而且還被視為重塑中國社會信仰和國際形象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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